映象新闻

美国政府不规制民间信贷是有理由的，因为美国政府也是借贷成瘾，根据穆迪的数据，2013年美国国债超过17万亿美元，为了转嫁风险，美国还依靠美元贬值和逼迫其他币种升值等策略以逃避负债。

但关键的是这种使用权意味着在一定期间内可以行使完整的受益权和转让权。这种产权形式不但使房产有价值可抵押，而且通过金融商品把房产转变为可以零星支出的现金收入流。

商品房建设用地和耕地不一样，它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区位。本来如果全社会采用‘养儿防老的方式，老人把房产留给子女，由子女负责养老，那么房子所有权的世代转移过程无需通过金融机构的中介而自然得到解决。更何况今后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也不是没有一点看头，当年政府用‘70年使用权的规定来把棘手的改革课题往后退迟，但是这种过渡性的做法在不远的将来不得不有个明确的归宿。只要我们看看政府改造棚户区的做法就可以知道，因为那些棚户区的居民搬迁时得到巨额补偿的权利与其说是来自棚户区房子的‘**年使用权（有的高危房子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房本），而是根据居民早已凭借建筑物长期使用宅基地的历史事实。但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侵蚀和削弱了这个制度，而我国政府长期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又对‘养儿防老的社会基础‘釜底抽薪。

它为我国实行‘以房养老提供独特的有利条件。如果分析北师大董藩教授在文章的提出的六条反对‘以房养老方式的理由，我们可以看出用僵化的思维来否定新生事物的做法多么荒唐有害。这是与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制度的碎片化相联系的，与个人行为无关。

但目前一下子还做不到。预算一旦经过人大审议通过以后，那就是法律，执行预算就是执法，走法律程序。唯有立法，走向法治，才能解决当前这种乱象。尤其是营改增之后，地方税需要在税制改革基础上做出调整。

鉴于公务员群体的特殊性，毕竟是掌握着公共权力，公务员的工资应当纳入法制的轨道，而不是由社会舆论来决定。这与行政体制的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刘尚希：对，还有像公园、风景区，属于公共场所，垃圾遍地，公共设施残缺，这不是个别现象。财经：有的人把财政收入和GDP对比。我们国家目前的事权划分，基本特征是：大量的决策都在中央，大量的事权履行都是在地方。那我们编预算有多少人呢？就一个预算司，二、三十号人。

过去讲规模效应，一个羊是看两个羊也是看，规模成本应当递减，但是超过一定程度，成本会急剧上升，它不会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比例。切块分钱，让各个部门自己去搞二次分配，倒是省事了，但预算的约束性也就不存在了。法立了，若是司法跟不上，那也是白搭。具有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应该积极推进，但在服务业征收增值税的难度比在制造业要大。

不改革这种制度，针对公务员个体来说事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比如说在发达国家，社会组织比较发达，很多事情可以交给市场，也可以交给社会去办，政府可以不做。

社会管理水平包括政府的管理水平，社会的自我管理水平，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整体来说，适合于哪一级管的事权就应归那一级，应从成本效率、风险防控来考虑。

总书记也特别强调这一点。  从未有政府可随意花钱 而成为法治政府的 财经：财政支出就涉及到了预算制度，如何改进预算制度？方向是什么？ 刘尚希：如何改进预算管理制度，这在预算报告有较为详细的阐述。财经：比如事权，因为过去一直说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从税种划分来看，可能会有调整。现在政府的一些管理比较粗，就是因为很多事情都要管，但是管不过来。反腐败是一回事，该不该加工资是另一回事，千万不能搅和到一起。

与其事后去买单，还不如把相关事权由中央来履行。征收机关想的是完成任务，政府想的是尽可能多收，往法上去想的不多。

刘尚希：行政管理费不能简单地去比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不一样，社会发育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政府承担的职责也不一样。从公共预算来看，去年中央的财力不到一半，只占46.6%。

制定税收基本法也不是那么简单，非常复杂。以腐败为由，不让给公务员加工资，那是一种连坐法，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行政管理方式落后 公务员比国外辛苦 财经：说道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中政府的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占比是什么水平？ 刘尚希：中国处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阶段，我们面临一个现实就是贫富差距比较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税收的问题就越来越敏感。财经：但目前政府还存在很多乱收费的情况。领导到哪一视察工作，现场办公，一拍板就给钱，把预算改了，这就不行。立法不是一个早晨能完成的，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而且特别讲到了房地产的税制要立法，不立法难以推进。

我国许多河流是跨省的，比如淮河，就跨几个省，现在的治理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交给了相关的地方。所谓事权上收，在我们国家主要是事权的履行责任由地方承担变成中央承担。

哪些事情应该上收中央呢？这在三中全会决定里也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对于这种涉及到全国的跨区域性的事权，在涉及到全国统一市场的，这样的事权毫无疑问要上收，连带着支出责任也上收了。此外，不能把灰色收入和腐败的问题与工资绑在一起来说，两者性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视为前因后果。

建立法治中国，也要求税收立法方面率先起步。这与行政管理方式的落后有关，也就是说，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还未实现。

较之以前，我们现在的市场确实发展了，但是市场也没有充分发育，社会刚开始发育，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还是相当弱，所以很多事情没法交给社会，至少眼前还得政府来做，这样政府的职能自然就大。也就是中央决策，地方执行，这是我们国家事权划分的一个特点。财经：您觉得为什么大家不把法当回事呢？ 刘尚希：不把法当回事，这也是一个社会环境问题，社会法律意识淡薄，也就是缺少规则意识，机会主义盛行。与此同时改预算制度，这在上面谈到了，不再重复。

上面做决策，让下面去执行，什么事情都推到基层去做，这样就可能造成事权和支出责任脱节，导致财力和事权不匹配。注重经济学研究的实践性和本土性，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出发。

如果交给各地方去做，可能没法协调，或者协调的成本非常高。立法有很多程序，首先要起草，这是一个顶层设计的过程。

也许人家是人浮于事，我们精干，但社会对财政的要求不一样了，过去粗一点，问题不大，现在要管好15万亿的支出，靠加班加点是管不好的。（文/晓童）   来源：凤凰财经 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务员 。